1898年9月28日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，六位追随光绪帝力图维新的书生被重新执掌权力的慈禧以“大逆不道”之名处斩，一场原本被看好的维新变革在短短数月内快速流产，晚清政权继续在苟延残喘中等待它的末日来临。这一事件也是慈禧自发动“戊戌政变”以来手段最为极端的一次发难，所遇害的六个人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，按照当时朝廷公布的顺序，他们分别是：康广仁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。

从客观上说，六君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，他们的共同被难，乃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职位把他们拴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──他们都是企图励精图治的光绪临时提拔到身边予闻国是的小京官，不同者乃是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谭、康、梁等人的表现远比刘光第更为激进，为了维新的顺利，他们不惜动用武力，发动政变，不管是流他人之血，还是流自身之血，都在所不惜；而刘光第所设想的，却是在游戏框架之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。

刘光第，四川富顺人，清光绪九年进士，授刑部广西司主事，光绪二十四年加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。刘光第与名山吴之英、德阳刘子雄、绵竹杨锐、富顺陈崇哲、合川戴光、仁寿毛征、宜宾丘荩臣并列为“蜀中文学八家”。刘光第遇难后，灵柩被友人送回他的家乡，途经天津、上海、武汉、重庆，再溯长江至泸州，在长江、沱江合流处，在泸州士大夫高楷、寓居泸州的周孝怀以及州官沈秉埅的发起下，沿江百姓为其举行了盛大的“路祭”吊唁仪式。一个月之后，在富顺县赵化镇的龙潭公所，由赵化镇居民、附近农民、川南各地哥老会代表、刘光第的亲友及各界人士共同举行了一场浩大的公祭活动，活动由当地秀才蓝瑞图主祭，先朗诵了宋朝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而后宣读了《祭文》：“彼苍者天，忠义何罪？歼我哲人，邦国其瘁！哀我民思，罔知所屈。汉唐遗秽，邦国其坏。沟壑能填，白刃已蹈，强固曰命，正气浩浩。生而为英，死明众志；光被四表，功流百世！”令人费解的是，一个被朝廷论斩的京官，死后居然得到家乡各界的公开祭奠，且《祭文》语词尖锐，处处流露出对执政当局的不满和指责，通篇充满敌忾之意，在清政府尚在行使管辖权的川南富顺，这样的高调行为，显然是不合常理的。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，现实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刘光第们道出了民众的心声。

考诸刘光第的一生，除去他勤奋好学的励志表现，以及在文学上的建树，还有一条不可忽略的线索，那就是他始终践行着说真话的君子风范。刘光第的家乡富顺，是四川著名的井盐生产区，早在北周天和二年（公元567年）因盐设县，并且历史上人才辈出，在蜀中素有“才子之乡”的美誉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刘光第身上自然更多了一层儒学熏陶下的书生意气。最能体现刘光第忧国忧民、关注时事的真话，无疑应首推他在1894年写就的《甲午条陈》。这一年，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：一是日本出兵侵略朝鲜，日本军舰击沉中国租用的运兵英船“高升号”，致使1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，中日战争由此爆发；二是日军侵略东北，七日不战而取大连，而这一天，慈禧却在为庆祝六十寿辰大肆挥霍，国家政事一概搁不办；三是光绪帝升文廷式为侍读学士，认命翁同和参与枢机，随后又命其为军机大臣。这几件事的接连发生，给年仅35岁的青年刘光第很大的震动，他国的入侵，让他看到这个国家充满危机，慈禧的荒政，已经表明国家统治阶层开始溃烂，而一向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也在积极地调整和储备力量，这似乎给了刘光第某种暗示，励精图治的时刻即将到来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刘光第写下《条陈》，畅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，大意有四点意思：一是要求慈禧推出政坛（“颐养天和，宁神谧志”），所有朝中大事应由光绪帝独立处理；二是要求光绪对朝廷种种过失进行认真反思，并引以为戒；三是要求光绪“大奋英武”、“严明赏罚以操胜算”，对一些处罚过轻、“不满人望”的官员加以重罚；四是要求光绪“隆重武备以振积弱”，要添设武备学堂，要“重武臣之选”，要重视东三省的建设和国防。客观地说，刘光第所提出的建议，既是自己的肺腑之言，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，如果能够得到落实，那自然是一桩好事，遗憾的是，这份《条陈》连呈送给光绪阅览的机会都没有，不论是刑部的堂官，还是刘光第相识的几位御史，均不敢为他代奏。一篇谈了“人人所欲言而不敢言”的“天下之公言”，也只能在很小的圈子内知晓，最终刘光第只得将《条陈》寄给远在富顺自流井的宗弟庆堂，为了避免意外，还专门嘱咐庆堂《条陈》“不可与人看”。报国无门的悲伤，也许是人生最大的悲伤，意气风发的刘光第，在说出真话的同时，也遭遇了现实重重的一击。

作为一介书生的刘光第，敢于直言说出内心的真话，并在入狱前婉拒了多方友人提醒其避祸的劝说，慨然发出“吾属死，正气尽，何须避！”的壮志誓言，以及在临刑前倔强不跪的气节，都隐隐地透露出一个信息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有某种巨大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个文弱的书生。翻开刘光第的成长史，我们不难从中找到答案。

刘光第少年时期，除了得到塾师的教诲外，他的伯父刘宗汇对他的影响很大。伯父以经商为业，也喜欢读一些闲书，经常给刘光第讲一些故事，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关于六世祖刘伯盛的故事。六世祖刘伯盛名隆，号守庸，是明朝成祖永乐二年（公元1404年）进士，后任御史。有一年，当他巡察浙江时，恰遇宫廷的董课太监黄金为非作歹，坑害百姓，被青田县百姓暗杀了。明成祖朱棣不了解原因，竟然下诏要对青田县“屠城”。刘伯盛当即向朱棣上疏，竭力劝阻，认为只能严办为首者，不能伤害无辜群众。后来朱棣经过考虑，准了刘伯盛的建议，青田县广大老百姓终于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，对刘伯盛十分感激，专门刻石立碑，称颂他刚正爱民的德政。自己的祖先有着如此传奇的故事，后辈自然引以为荣，在少年刘光第的心目中，六世祖的事迹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，六世祖就是自己心中的楷模，如果有一天自己有机会，一定会像六世祖刘伯盛一样，勇敢地站出来为民请命。视社稷苍生为己任，这就是少年刘光第的远大理想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祖先刘伯盛为民说真话，遇见的是还算开明的明成祖朱棣，而当他成年后所经历的清王朝，已经踏上不可救药的末路，他所说的真话，连呈送给皇帝看一看的渠道都不通，更要命的是，此时的皇帝光绪手中的权力，其实小得连拍死一只苍蝇都很困难。

有了一个显赫的祖先作为目标，加上自己从小就有才华横溢的特质，刘光第早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追求，他决心把真话说到底。后来发生的几段故事，也颇能说明这一点。

1892年的二月二十五日，刘光第从原富顺书院山长简述斋闲聊中得知，富顺知县陈锡鬯“近来事多废弛，不如从前”了，于是刘光第当即写信给陈，并在信中规劝陈要尽心为民。作为一个京官，写信劝勉一下家乡的主政者，原本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富顺知县陈锡鬯与刘光第，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，当年刘光第参加县考，“有相妒者”廖保正向县令诉其父曾操贱业（刘光第的父亲曾是理发师），幸得县令陈锡鬯力排众议，并对刘光第大加赞赏，并为其讲作文之法，给予资助，及至后来刘光第得中进士，因家贫难做京官，也是陈锡鬯出面介绍自流井盐场有声望的绅商刘举臣与刘光第联宗，刘举臣敬仰其博学多才，表示光第赴京到任，每年助银二百两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陈锡鬯与刘光第既有师生之谊，更有知遇之恩，按照常理，刘光第这样的劝勉方式的确有些欠妥。但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，刘光第的确是一个说真话的人。

次年九月，知县陈锡鬯升任涪州知府。刘光第自然去信祝贺并聊作送行，这原本也在情理之中，但在信尾，他竟然不忘补上“大望其大有造于蜀人，而必当慎持其后”的劝勉之词，陈在富顺县任后期，的确勤慎逊于从前，他虽是刘光第的恩师，但光第也照样直言。刘光第给出的理由是：“盖师之待弟子也，既不以世俗相期，则弟子之待师，也安得以世情谀颂而已乎！”我们不得不感佩，说真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算是一种境界了。

刘光第遇难时年仅39岁，一个才华横溢的蜀中文学大家就此陨落，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激励着无数的来者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时任四川省副省长、主持《四川省志》编写工作的张秀熟老人为编辑《刘光第集》，四处寻找刘光第手稿的下落，曾专门委托巴金先生协助，在巴金先生的鼎立支持下，终于从上海市图书馆取得资料，最后《刘光第集》成书于1986年2月出版，这也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刘光第的重要读本。巧合的是，为寻找刘光第手稿四处奔波的巴金先生，也一直提倡说真话，他有句经典的名言就是“说真话，把心交给读者”。

写到这里，我突然领悟：其实君子的意义就在于说真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