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训：勤劳  节俭  忠厚  三省

家风：勤俭持家  宽厚待人  中正交友  发奋攻读

我家族从湖北迁徙来自流井后，最终安居在高山井水巷子旁边的一椽一楼一底的房屋，以从事盐场生产之服务性行业竹篾业，生活比较殷实。到祖父曾尚福时，他已是井灶上著名的“枧山匠”（输卤枧铺设、维修），所获收入盘家养口还过得去。但祖父英年早逝，他单传之我父亲曾学忠，十几岁即拜当时自流井有名的皮毛商刘恒久为师“学生意”，并将其认作“父亲”（干爹）相处和谐，我们这一代也就称呼刘恒久“爷爷”，并赐予我“家寿”号。1930年代，在我聪颖、精干父亲的辅佐下，刘恒久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以至于出口海外。记得，父亲的遗物“片子”（名片）有红（洒金）、白两种，竖排印刷“文林自井  曾学忠”字样，很大气、上档次。这即可见当时他们所经营的生意兴隆之一斑。可是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生意受到影响，1940年代初（记不清具体年份），父亲押送一轮船皮毛（羊皮、牛皮、猪鬃）从重庆出发运往上海再行出口。可是，在驶往上海途中的武汉附近的长江水域被日军飞机炸沉，所幸的是我父亲安然无恙回到自流井。从此，刘恒久的生意日渐衰落，我家的生活日益艰难，而受到与我家有点瓜葛亲之贡井大盐商黄幺跛子家族的关照，于1945年举家迁徙到贡井狮子湾（小地名河沟头，今金鱼路）黄家废弃之阳海井车房免费居住，并拟安排我父亲在黄家井灶上工作。可就在这年8月，日本投降日过后不几天，我父亲突患痢疾去世，享年36岁。时年我4岁，弟弟1岁多点，大姐不足10岁。父亲的去世让我们家没有了主心骨而走上了愈加贫困的境地，全赖我坚强的母亲曾文举（尹桂蓉）“跳乱弹”（做小生意、帮人洗衣服、挑捞柴）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。

我祖父和父亲虽然没有上过新学（那时自贡地区也没有什么新学），但他们都很有文化，知书达理，尤其我父亲还写得一手好字。从他的遗物一块罗马怀表、几只钢笔、毛笔、景德镇笔架、一些书籍中（现在唯一留存的只有一套四本《三国志》之一本，其他的，都由于历史的原因让母亲给烧毁了），除了可见当时我家生活的殷实外，更可见父亲文化之一斑。我母亲老家南溪县大观乡，虽没有上过学，但其大观乡饱学之士、当塾师的大哥教她学了不少文化。她也成了我“发蒙”的老师——三岁时，母亲就教我读《三字经》《增广贤文》，给我讲解，要我背诵。

从曾氏家族在代代相传中形成的家训家风，由祖父、父亲和母亲承传下来了。他们留给下一代的也就是我今天称的“八字家训”和“十六字家风”。其表述文字只是我的回忆，不一定很准确；但是，我曾家现在还或多或少地践行着它的内核。

我们是曾参（曾子）的后代。曾参何许人也？

曾子，姓曾，名参（公元前505年—前435年），字子舆，汉族，春秋末年生于鲁国武城，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，孔子的弟子，勤奋好学，颇得孔子真传，世称曾子，有“宗圣”之称。其卓然于世的人品是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这也是他对曾氏后人的训诫。

我们家尊崇曾子的训诫立世，形成了“勤劳、节俭、忠厚、三省”的家训和“勤俭持家、宽厚待人、中正交友、发奋攻读”的家风。即便做得不是很好。

我这一代三姊弟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教育我们，不要“暴餂”，要节约，要珍惜身边包括粮食、衣物在内的所有物质的东西，这些都是上苍赐予劳动子民的财富；要我们“相交朋友要中正，莫与浪子结成群”；要我们有古人“闻鸡起舞”的精神，努力学习，奋发向上；对人要“忠厚”、要“宽宏大量”，不要“小家把势”；要尊老爱幼，不要嫌弃老人。我父母亲都能背诵较多古文、古句，比如我母亲常说：“莫笑他人老，终身还到老”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等等。母亲教育我们要爱家乡、爱国家。她也以身示范，比如“抗美援朝”时，国家号召捐献买飞机大炮，而当时我一家四口没有一点生活来源，但母亲还是要捐献，她和大姐（仅十一二岁）去摘花生菜卖了，捐献了5角钱。自己都很穷，有“要饭”的上门时，总要“打发”点东西，比如一个红苕、半碗包谷羹羹（粥）之类。还将我拜给一个叫花子做干儿子，其实就是想“叫花子怜悯讨口子”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予接济。

我家喜欢帮助别人，“团转四邻”，不管哪家哪户大凡小事，都会主动去关心、去帮忙。而且这些邻里也喜欢到我家串门，听号称“民间故事篓子”的母亲摆龙门阵，讲历史故事，唱山歌。

我们家有较为富有的亲戚，但我母亲从不上门讨要，总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计并供孩子们读书。

由于这样，我家无论在自流井高山井住家或者在贡井狮子湾住家，和邻里的关系都相当融洽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母亲做过居委会治保主任、当过人民陪审员等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祖先曾子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、大哲人，还是一个大孝子。我们家传承了曾家的风气，对我们的安身立命、为人处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